傅元峰:教育与立人 疫情发给我们一张特别的问卷 以读攻毒·

—— 傅元峰:教育与立人 疫情发给我们一张特别的问卷 以读攻毒·

来源:南京消费研究小组 \\ 作者: 诗王 \\ 朝代:近现代 \\ 栏目: 现代诗歌 \\ 人气: \\ 更新:2020-02-14

这场“战疫”还将持续多久?至今无法预判。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将连线一批作家、学者,请他们谈谈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,阅读与思考。希望这些采访可以记录下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生活、阅读、心理和文化状态,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。此外,他们的阅读和观影推荐,也可帮助人们寻求一个心灵安顿之所,让我们从容面对此刻的孤独与困境。

这一期我们采访的学者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傅元峰教授。春节期间,他一如往常读书、写作,每天关注疫情信息,却总感到关键信息迟滞,迫使人们对各路信息重新加以编辑,在脑海中“形成一个特别剧本”,“当信息的戏剧性大于新闻性的时候,人们会遭受病毒的惩罚”。

在他看来,疫情发给我们一张特别的问卷。作为教师,他首先想说的是,教育需要反思自身,因为“个体的溃败,预示了某种值得警惕的立人的危机”。

傅元峰,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、中国当代诗歌等,著有《思想的狐狸》《寻找当代汉诗的矿脉》《景象的困厄》等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读品:这个特殊假期,您是怎么度过的?每天的生活是如何安排的?

傅元峰:往年春节就图个清静,大街一下子倒空了。我祖籍山东,客居南京几十年了,孩子的户口甚至祖籍都已经标注了“南京”。在一条被节日倒空的大街上,你能和故土、往昔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重逢,能有空反思和反观忙碌的自己和他人。

除夕那天,我路过物业门岗,发现他虽是熟人,但是是全新的。生活除此之外基本如常:看书、发呆,整理并安排属于自己的各种时间和空间,包括早晨、中午、傍晚、长夜,和身体、头脑、居室,以及各种网络世界汇聚到我面前的信息。这个假期也让我思考这场疫情和我之间隐秘的各种关系。

读品:假期在读什么书?为何选择读这些书?

傅元峰:这是个特殊的假期,但它没有影响我的假期书单。读书不是那种随时事轻易变动的生活内容,在一切无常中,它有自身的常性。因为备课和自己的课题研究,我在看与诗歌和城市文化相关的书籍。当我读诗的时候,诗与这场灾难发生融汇;当我读城市的时候,我读到了当下武汉和南京这两座城市鲜为人知的方面。事实上,人们对城市相当陌生,即使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其中的人。

在这期间,我重读了一本与“知道”有关的书,僧肇的《肇论》;两本与“看到”有关的书:艾里森的《看不见的人》和卡尔维诺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。另外,在对社会运行方式的观察中,我常想起波普尔的一本书: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。

《看不见的人》[美]拉尔夫?艾里森

译林出版社2008年6月

《看不见的城市》 [意] 伊塔洛?卡尔维诺

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

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[英] 卡尔?波普尔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

读品: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?

傅元峰:年前为了和寒假课程班的研究生讨论,我看了一集《庆余年》,看了之后非常失望。我用了很多时间说服他们,《庆余年》是一部比较差的电视剧——它基于人为的奇观设置,没有给心灵留下足够的余地。

也只看了一部电影,门德斯的《1917》。我非常喜欢使用长镜头的电影,我想看看门德斯到底是在炫技,还是在表达深刻的经验。我发现是后者。这部电影使我联想到在这场疫情中的个体,他们其实也抱着自己的信念行走在战壕中。长镜头展现的世界是遭逢式的,它质朴,不对时间作蒙骗式的处理,鄙视心理蒙太奇。这不同于那些全景式的电影,个体存在的立体感被强化了。在这场瘟疫中,个体是扁平的吗?看电影的时候,我不断走神,思考这个问题。

门德斯的《1917》

读品:写作了吗?写了什么?

傅元峰:应一位朋友的约稿,我花一个晚上的时间,写了四首诗。其余的时间,我也写了一部论著的论纲。

读品:看到你转发了一条“水滴众筹”,有个学生的妈妈在武汉看病,但因为疫情,得不到救治,家庭又很困难,现在她情况怎么样了?

傅元峰:我从研究生转发的水滴众筹了解到她的处境,确认后就立刻捐助并转发到朋友圈求助。很多朋友通过我直接捐助她,提供了很多物资和医疗信息。她需要的20万元救助款当晚就筹齐了。接下来的事情,需要她自己面对和处理。我知道即使有这笔钱,情况依然很艰难。不用问,也不忍心再问,身陷疫区,扶病母求医问药,一切可想而知,不会有更艰难的处境了。

读品:关于疫情有没有做一些记录和观察。

傅元峰:我每天都浏览疫情的发展,没有记录什么。疫情本身是强大的刻写机,我们都被它重新书写了。我们不需要特别的记录,只要阅读疫情中的一切就足够了。

读品:每天面对大量信息冲击,情绪是否有起伏?

傅元峰:说实话,信息很少。我们有非常发达的网络,但信息传递的效率不算太高。有时候,我着急到了愤怒的地步。信息迟滞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呼吸窘迫症。

这些信息需要阅读者自己进行编辑,并形成一个特别剧本。信息的戏剧性大于新闻性的时候,处于信息构架中的人们会遭受病毒的惩罚。这个惩罚人们已经领受到了。

读品:对于疫情的暴发和应对,您认为需要反思什么?有何建议?

傅元峰:我注意到,在疫情暴发和应对中,行政心理中果决的时机折射出非常复杂的问题。疫情中的社会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混合效应,我意识到,疫情发给我们一张特别的问卷,作为教师,我首先想说,教育需要反思自身。个体的溃败使我们还停留在清官诉求和看客心理中不能自拔,这预示了某种值得警惕的立人的危机。

读品:您认为我们需要怎样的“抗疫文学”?

傅元峰:疫情中的文学不需要特别做什么,它还在就可以了。

读品:非典之后也产生过一批文学作品,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。原因是什么?

傅元峰:原因是十七年前的文学和现在的文学没什么两样,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端的汉语文学阶段。

读品:您研究诗歌,本人也写诗,您觉得此刻我们需要怎样的诗歌?您写诗了吗?

傅元峰:我们需要的诗不可能是那种类似双黄连、酒精和口罩一样的东西。所以疫情中的诗不应该有特别标识,它是自足的。否则,它就不是诗,而是药了。我写诗了,我的诗中没有出现疫情主题。我认为好的诗歌不是在主题思维中映射现实,而是需要更内在的对话。

读品:米沃什说,“当诗人渴望向自己的读者展示某种重要的东西,他便努力使自己的诗歌为读者理解。”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,灾疫面前,诗人的表达和呼告,越直白越好。当此时刻,您认为何为好诗?

傅元峰:我注意到,人们在疫情中普遍使用里尔克的一首诗《严肃的时刻》,这是首好诗,但使用它的人也许并没有能力欣赏它言说的宗教时刻。民歌也许更适合在灾难中酿制。

读品:您觉得这段隔离时期的生活,将对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何种影响?

傅元峰:这个时代的精神匮乏,是孤立生活的匮乏。如今孤立了,但是还是没有生活。隔离中的生活匮乏症,也许可以让我们不仅仅哀嚎灾难抢夺的,也应该接纳灾难以抢夺的方式赋予我们的那些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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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菜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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